《新华文摘》2009年第2期转摘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景怀斌教授刊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4期的题为《职业压力感视野下公务员机制的问题与建议》一文，特此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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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职业压力感视野下公务员机制的问题与建议

        摘编内容：

        职业压力感视野下公务员机制的问题与建议

        景怀斌在《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4期撰文认为，公务员的压力感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压力感大小程度因个体特征而有差异。由于压力感是主观感受，压力感的准确判断应兼顾主观压力感和客观压力感两方面进行。公务员压力的形成机制是，公务员制度性，特别是操作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领导因素突出，而领导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潜规则和组织文化的领导中心后果。在个体因素方面，公务员的权力或职务需要是基本需要，自我意识带来了公务员的比较意识，它们共同构成了公务员的成长期望，公务员的角色因素（职位、年龄、学历、职务等）强化或弱化公务员的成长期望，它们对公务员的成长期望有锚定作用。成长期望决定了公务员对环境压力因素的个人化解释。公务员的工作本身有繁琐、量大、常规等特征。结果，公务员个体的成长期望，制度-领导因素以及工作任务三方面可能的不匹配性互动而导致了公务员压力感产生。公务员压力感性质是内缩性的，表现出无奈、束缚和负性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带来负性工作绩效。公务员压力应对的主要特征是自我改变适应型，即外在体制的不可改变性，使个体无法以问题中心的方式应对，只能改变自己而适应。公务员压力机制的组织诊断提示，建立公平、公开的公务员制度，特别是操作制度是最大程度消除公务员压力感的基础，职业精神建设是消除公务员压力感的自身和组织文化建设核心。职业精神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和制度培育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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